建設貫通古今、本位而開放的“中國文論”


隨著現代人文學術和教學體制的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從傳統的“詩文評”和“辭章學”脫胎而出,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曆史。如何應對強勢的國外文學理論,對外來理論加以本土化改造和接受?如何更好地激活傳統、重釋傳統的現代意義,以應對當下的現實問題?過去百年裡,數代學人做出艱苦的探索和努力,交出各自的答卷。中國文學批評史曾在歷史性研究之外衍生出注重理論研究的“古代文論”,提出中華民族的文論特色、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文化詩學研究等課題,在響應時代大潮的同時,其自身在不斷髮展,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機械地割斷傳統與現代的聯繫,將古今對立起來,將五四前後中國文學文論誇大為斷裂關係;長期採用“以西釋中”,把在西方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文學理論觀念普遍化為文學的“原理”,據以解釋中國文論現象;或者因噎廢食,將中外文論對立起來,認為它們不可通約,拒絕一切外來的有益思想資源。


“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不能滿足於作為古代文學的一個方向,“古代文論”學科也不能滿足於作為文藝學的可有可無的點綴,應該將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昇華為“中國文論”,建設貫通古今、立足本位而又開放的“中國文論”,實現優秀傳統文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致力於構建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文論”建設,要處理好這樣幾個問題:


一、在古與今的問題上,打破現代文論與古代文論的疆界,實現貫通古今的文論研究。目前研究“中國文論”的基本格局是,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是截然分開的,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如果忽略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現代發展,不顧及當代文學活動的狀況,僅僅在古代文學和文論範圍內打轉,研究成果怎麼可能會對當代文學與文學理論有建設意義?中國文學批評史、古代文論,不僅是一門歷史學科,更重要的是一門理論學科。既然是理論學科,就應該對從古至今的中國文學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作通盤整體的掌握和吸收。章培恆、黃霖、朱立元、王一川等先生早就認識到現代文論與傳統文論的內在聯繫。現代文論是傳統文論在現代社會文化背景中的新發展,兩者之間並非是斷裂的,而是存在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現代文論是中國文論發展至現代階段的質的飛躍。從文學精神上說,現代的“革命文學”論、文學對現實的嚴重關切,正是傳統“經世致用”精神的繼續;現代文論對個性精神的提倡,既有國外個性主義的啟迪,也與明清時期的“性靈”文學思想一脈相承;現代文學的“平民精神”乃至當代文學的人民性問題,是傳統文學與文論中的民本思想、教化主題、人道主義觀念在現當代的理論提升。從文類上說,小說、戲曲成為文學的主體,這也符合宋元以降中國文學發展的大勢。白話文學的崛起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有著漫長的鋪墊期。當然,現代文論主要是應對現代社會文化發展需要而產生,且得到國外文論的滋養,從基本理論觀念到思維特點、表達方式,都是傳統文論的“質的飛躍”。只有將中國古代、現代、當代文論作整體貫通式考察,才能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文論”的知識體系。


二、在中與西的問題上,堅持立足本土、視野開放、以中化西的原則。不論是“以西釋中”還是強調中西的“不可通約性”,都是片面的、極端的。西方文論是西方歷史文化和文學的產物,中國古代文論是中華古代歷史文化和文學的產物,首先要承認它們是“異質”的理論形態。但它們都是人類用語言文字表達對宇宙、社會、人生、自我、文藝的感悟、認知和情懷,應該有相通甚至相同的因素。正如錢鍾書所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人類的文學和文論應該有普遍性,但是具體到各種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文學和文論,各有其特殊性。過去所謂的“以西釋中”,是沒有認識到在西方歷史文化和文學背景中產生出來的西方文學理論的特殊性,而把它普遍化,上升為普遍性的“文學原理”,用它來解釋中國文論現象。所謂中西文論“不可通約”論,是隻看到二者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人類文論的普遍性。當前的“中國文論”,須堅持本位性立場,立足於中華民族文化和文論的根基,以國外文論作為參照,可以更好地認識中國文論的特徵;同時,吸收國外文論的有益滋養,以豐富和發展中國固有的文學理論,認識到人類文論發展的趨勢,以明瞭中國文論的發展大勢。擺脫上述“以西釋中”和“中西對立”的兩種錯誤態度,參斠人我,辨別異同,以我化人,以中化西。



三、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面對當代社會現實,建設性地思考中國未來文化發展的需求,從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家國情懷”“安心立命”“多元包容”的人文思想出發,對中國文論的性質、特徵和價值作出切實的闡釋與評判,尊重中國文論的政治性、倫理性和審美性相統一、經驗性和實踐性相統一的特徵,闡發中國文論的基本思想、理論觀念。中國文論的性質是以“大文學”為基礎,以“純文學”為核心。章太炎所謂“凡著於書帛者謂之文”,符合傳統文論的精神,揭示了中國文論的性質。劉勰《文心雕龍》和蕭統《文選》無不統括實用文與非實用文,一直到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文鈔》皆是如此,但《文心雕龍》和《文選》雖涉及文體眾多,卻又是以詩、賦為中心。至宋元以後,小說戲曲蔚然興起,至五四時期,與詩歌、散文一同被尊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與西方“純文學”的外延接軌。現代文論稱實用文為“國文”,非實用文為“文學”,將文學的外延狹隘化,忽略中國文學“大文學”的性質,產生了嚴重的弊端。當今的文論建設,須正視中國的“大文論”傳統,又尊重文學史的發展和現狀,將“國文”與“文學”統一納入到文學的範圍,重建以“大文學”基礎、以“純文學”為核心的多層級的中國文論體系。


過去很長時間裡,以西方文論為參照系來衡量中國,曾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如批評中國文學是“雜文學”,說西方重理性、重邏輯,中國文論是重感性、重直覺,等等。如果我們立足於中國社會和文化本身,確立本位性立場,對中國文論完全可以重新作出不同的認識。這裡嘗試提出中國文論的幾個特徵。


一、中國文論是在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的宇宙觀和生命觀制約下產生的。這種基本觀念深刻地制約著國人對“文”的認知。中國傳統文學和文論強調自然與人的“感物興情”關係,在社會中,“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調節君民上下關係,“詩可以群”調節士人群體關係,“教化”說協調民眾與國家的關係,乃至“自適”“自娛”調諧個人內心世界,無不是追求最終的生命和諧。到了現代,這種樸素的“天人合一”觀被自西方而來的主客二分世界觀、進化論、辯證唯物主義所取代,實現了國人宇宙觀、世界觀的革新。但是,面對後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引起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特別是生態問題,有識之士提出“生態美學”和“人定順天”的話題,重新闡釋“天人合一”觀的現代意義。那麼,文學如何重建人與自然的感應、互動與和諧關係,重建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生命和諧,“中國文論”在這方面的理論創新大有可為。


二、中國文論具有鮮明的倫理性特徵。如果說西方社會道德的維繫主要依靠宗教的話,那麼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的維繫主要依靠宗法制度和禮樂文化,文學是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人云,“樂者,通倫理者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倫理性是中國文論的重要特徵,過去的研究對此否定較多。其實,有的倫理道德具有時代性,如“三綱五常”今天看來是須要唾棄的糟粕;有的倫理道德是超越時代的,或者說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如“仁、義、禮、智、信”,如“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等等,並沒有過時,可以在現代人文理論的觀照下進行富有新意的闡發。中國傳統的文學和文論在維護人倫和追求道德進步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家須有第一等懷抱,以極具審美性的作品給讀者以豐富的教誨。論文重文德,論詩重詩教,論小說戲曲更是以教化為旨歸。以“仁愛”為核心的中華民族道德精神通過文學而得到普及和傳承。道德革新的訴求也往往首先通過文學得到表現,如明清“性靈”文學論和小說戲曲論中閃耀的人性光芒,五四以後昇華為人道主義精神。今天應該重新認識中華傳統倫理文化,以現代文明為準繩,對之進行新的揚棄,以襄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同樣,應該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文論的倫理性特徵,對它進行當代的揚棄和創造性轉化,引導當前文學創作的倫理主題的正確走向。


三、中國文論具有明晰的政治性特徵。實用性與審美性在中國文論中並不矛盾,更非對立。“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政治性是中國“大文論”的重要特徵。劉勰所謂“政化貴文”“事績貴文”“修身貴文”,白居易所謂“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蘇軾所謂“有為而作”,無不強調文學對於現實政治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到了近代,梁啟超等提倡文學界革命,乃至現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更是將文學的政治性進一步提升。“文革”期間,文學的政治性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曾導致文化上的災難。新時期之初,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仍然是人們討論的焦點,但更加強調人情人性,強調人道主義。切斷文學與政治的聯繫,無疑是取消了文學的存在基礎,閹割了文學的現實意義。重提政治性,並非說文學是政治的傳聲筒、特定政策的宣傳工具,而是強調文學家要關切現實政治,懲惡揚善,歌頌正義與美好,揭露社會弊端,抨擊醜陋和邪惡,呼籲美好社會前景。當然,並非所有的文學都要表達政治主題,古代不乏娛情文學,現代也不乏超越政治的審美主義文學。政治、審美、娛情應該多元互補,但不能缺失政治性。政治不是文學的全部,但文學不能完全脫離政治,其實也脫離不了政治。


四、中國文論具有經驗性、實踐性特徵。中國文論不是來自於抽象的邏輯演繹、理性推理,而是建立在豐富的文學實踐基礎上,是文學經驗的理性總結和提升。古代所謂“詩學”多是“學詩”的意思,文藝理論重在指導藝術實踐。古人所謂“操千曲而後曉聲”強調的是藝術經驗的重要性。古代文論重視對漢語特點的認知,如劉勰的麗辭、事類、聲律、練字論,還有眾多作家、文論家的詩話、文話,重視探討詩法、文法,都旨在引導創作實踐。小說和戲曲評點,“通作者之心,開覽者之意”,是作者的知音、讀者的導師。詩文選本為習作者提供模本。理論、批評和創作是三位一體的。這種實踐性特徵,在現代文壇上還得到一定的傳承,如魯迅、茅盾等既是偉大的作家,也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但是總體上來說,由現代至當下,文學理論批評淡化了對於創作的指導意義,忽略了文學經驗的積累,甚至脫離了文學。因此,當代的文學理論建設應該恢復這種中國文論的實踐性、經驗性傳統,提倡理論、批評與創作、鑑賞相結合,提倡選本批評、“話體”批評等傳統中鮮活的文學批評樣式,使之在當代文學批評中佔有適當的地位。


五、中國文論的發展動力來自於對現實文化和文學問題的關注和校正。中國文論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自古沒有哪位文論家是憑空發論,而都是緊盯現實文化和文學的困境和問題,從自己的思考和立場出發,提出紓難解困的藥方。理論批評緊扣著文學創作,引導文學創作的走向。每當文學創作走入絕境時,在理論上往往通過三個渠道汲取發展的動力。第一是民間資源,如樂府、詞曲、話本、花部都曾為士人文學提供不竭的源泉。第二是“復古以求革新”,如中唐白居易、元稹和韓愈、柳宗元的詩文復古,明中期前後七子的復古思潮,1930年代的民族文化本位論等,都是以復古為手段,解決文學與現實的困局,實現詩文的革新發展。第三是“別求新聲於異邦”,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學的輸入、晚清以來西學的輸入,都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資源和活力。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和自我修復能力,文論自身不斷地在會通適變。當代文論的發展同樣需要在接續自身傳統的基礎上,適應新時代開放的文化格局,會通適變。


六、中國文論是多元一體的中華多民族文論。在中華大地上,漢民族文化與各兄弟民族文化不斷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同樣在文論上,也是表現為以漢語文論為主體的中國多民族文論的不斷交流與融合。不僅歷史上有元好問(鮮卑族)、貫雲石(維吾爾族)、蔣湘南(回族)等的漢語文論作品傳世,各少數民族也多有用自己的民族語言表達他們的文學理論認知的著作,中國文論在統一性中顯示出多樣性。新時期以來,古代文論和文學理論研究界越來越重視對少數民族文論的研究。1980年,郭紹虞先生就呼籲加強對兄弟民族文學理論的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論在文獻整理和理論研究上取得豐碩成果,為建設中華多民族文論確立了基礎。各兄弟民族文論在民間性、口語性、敘事性上,可以彌補和豐富漢語文論的內容,其抒情性特徵和對自然、社會、自我的認知也多可與漢語文論相參相通。我們應以漢語文論為基礎,融匯各兄弟民族文論的多樣性元素,在中華多民族文論的基礎上建構“中國文論”,這對於培養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維繫共同的文明母體和文化血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為深刻完整地理解和展現中國文論的豐富性和整體性,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新時代的中國文論研究,須確立中國本位的立場和思想開放的態勢,擺脫中西對立的狹隘思維,避免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思維陷阱,堅持“以我化人、以中化西”的態度,吸收國外文明和文論思想滋養,對古代和現代文論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建構具有現實關懷和人文情懷、符合中華民族心理特徵、具有理論活力和時代特徵的“中國文論”知識體系,為當代文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理論資源和思想動力。讓中華傳統文論煥發出當代的生命活力,彰顯出獨特價值,在當前各種文論多元共生的文學理論格局中,“中國文論”成為重要而有力的一元,引導文學和文論的正確發展。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內容來源:《文藝報》2021年8月16日3版

微信編輯: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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