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時代的思想、對話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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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圖像的歷史,圖像是最原始的語言。文字產生於圖像。圖像也是原始的思想形態,包含著觀察,記錄,歸納和定義的思想過程。用現代計算機技術術語來描述,圖像就是人和世界對話的界面。從古希臘最早的日晷,到中國的結繩記事和周易中的陰陽觀念,圖像和人類認識自然以及認識自身密切相關。柏拉圖在他的洞穴理論中揭示了人和圖像之間的認識關係,第一,人對圖像的認識是不真的,這源自於圖像本身不代表真,而人受制於自身的侷限性,看不到圖像背後的東西(木偶);第二,人們因為對光的需要才產生出對圖像的關注,人們關注圖像時總是受他對另一種東西需要的驅使。所以,圖像納入思考和關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喚起的是關於圖像背後某種東西的思考和對話。這時的圖像是問題的表達,就像掉在地上的蘋果或水中折斷的筷子一樣,圖像也是推動思考和討論的始因。第三,人對世界的觀察是從視覺開始的,視覺到的世界都可以看做是個圖像的世界。但視覺只能對具有可成像的有型事物作出反應,而對黑暗中或深層的不可見的事物卻看不到。這便是圖像作為認識所具有的侷限性。因此,人們面對圖像時,為了看清圖像背後的東西,不滿足於對圖像本身的判斷(視覺),也開啟了對圖像規律、本質等內在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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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具有本質嗎?如果他有,那麼圖像可以作為圖像而存在,如果他沒有,圖像就只能作為語言而存在。圖像揭示的並不是事物本身,而是關於事物存在形態以及本質問題的對話。這意味著,圖像總是相對觀察者而存在的,即一種由眼睛、圖像、圖像背後的世界構成的對話關係。我們從圖像中獲得的絕不會僅僅是圖像本身的東西,比如一幅風景照片,它喚起的是人對這個風景的審美感知,地理記憶和認識經驗,甚至關於風景的詩詞名句等。所以,圖像作為對話的始因或問題激發出的對話可能性是不確定的。
    圖像具有記憶或強化記憶的功能。當某個圖像在表達上形成固定觀念的時候,我們儘管沒有實際經歷或親眼看到,但我們也能憑藉對圖像的記憶一眼就認出它。比如長城,金字塔等。因為圖像具有時代性,所以圖像也具有考古功能。但對圖像檢索關乎的不是記憶問題,而是檔案學或索引學問題,即我們為圖象規定了怎樣的檢索代碼,這是圖像對話的另一個領域,就是我們怎樣能最快地將我們想要的歷史圖像拿到手。這裡離不開對歷史圖像的歸類和排序,比如按年代,按類型排序等。現在互聯網儘管搜索功能很強,但也不具備通過輸入圖像的形式檢索圖像的功能。我們要找到康定斯基的畫,可以搜索康定斯基,或者搜索現代抽象畫。就是說,我們要檢索圖像必須藉助其它公認的可編碼信息。這些信息構成了人和圖像檢索時的對話。

3

    今天我們討論技術時代的圖像實際上討論的是一種新的對話關係或對話可能性。相對於傳統的圖像對話,比如古希臘的幾何學,物理學等,圖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和理論支撐,對於認識自然和真理開闢了顯明的、持久的認識道路。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的眼界被大大拓寬,比如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讓我們的視野深入到了遙遠的宇宙以及事物內部的肌理。技術的進步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觀看領域和方式還沒有被窮盡。也就是說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還是個未知數。今天我們把數字時代表述為虛擬時代,但從佛法上看,佛陀早就說了這個世界的本質是空。所以,我們面對今天的圖像、裝置、技術等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世界的定義,或者改變我們已有的觀念,是很難看到合理性的。比如數字技術將顛覆我們對物質的定義。傳統認為物質一定是具有材質,重量和空間形狀的東西,但數據下的物質就沒有材質和重量,不過它依然佔有空間——存儲器或數據庫。

4

    這是一個圖像主導交流的時代,刷屏或掃圖是手機界面瀏覽的主要樣態。相對手機界面的圖像對話,電影和電視的對話時代正在過時,即一種趣味性、批判性對話被消遣性、娛樂性對話所取代。從抖音和快手等平臺來看,生活的碎片化正通過圖像的碎片化獲得合法性表達。圖像語言的重複和世俗化傾向導致人們在對話中不思考。儘管人們有選擇圖像對話的權利,但僅僅是在平臺規定下的選擇,比如抖音上對錄製內容、配音、配樂、配置笑聲、片子的長短等都做了格式化約定。人與機器或平臺的對話不是平等的,在這一點上,技術具有的並不是民主性,而是壟斷性。對話者不能對機器或數據庫圖像發起抗辯式的對話,人在期間完成的不過是選擇題:是或否!這樣的對話不能構成批判,也不能在系統內製造對抗、爭執和討論。這導致人們習慣了服從且是無意識的服從,意味著人們對接受來自手機或機器的指令是不加懷疑的,視其為自然而然的事。這使得人逐步喪失思想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歷史地看,我們的文化生態總體上也是缺乏批判的。構成批判的要素至少有四點,即問題,質疑,思想和觀點。沒有批判意味著發現不出問題,發現不出問題的原因要麼是不加懷疑,要麼是不思考。當然這二者也可能是一個問題。思想的淺薄和匱乏是很危險的,盲目崇拜或極端暴力都來自盲從和衝動(狂歡),思想的缺失表現為信息不能形成對話迴流。就圖像時代的思辨問題,本雅明最早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中就有過論述。他曾就戲劇和電影的差別談到過電影將一種現場的演員演出印證取消了。他還是強調演員和觀眾的面對面對話。在哲學上,古希臘的哲學思想起源於對話。對話不僅發生在你我之間,也發生在他者之間。法國詩人蘭波明確提出“做一個他者”。薩特也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了他者之思。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突出思想的對話性,因為沒有思想就沒有對話和批判,而沒有批判的思想最後成為聖言或強制指令。本雅明把這種強制指令(觀念)稱為法西斯綱領。任何指令一旦形成單向傳輸和接受,那是十分可怕的。圖像語言正通過裝置、數據庫、計算機雲計算、圖形編輯軟件等將指令機械化。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和大屠殺》中分析納粹屠殺者冷酷無情原因時就指出了機械指令帶來的恐怖惡果。表面上看,先進的圖形技術可以滿足我們對構型的各種需要,甚至對三維以上空間設計的需要,但他拒絕我們的質疑,拒絕我們在他規定的條件語句之外與他對話。我們要與他討論問題,必須以“黑客”的身份竊入到他的後臺,這時,他為維護自己的安全已經設置了層層屏障,物理的和邏輯的屏障。作為原初資源或基礎環境的提供者,任何圖形技術都設置了自己的對話壁壘。他拒絕在原理或核心技術上與人共享,相反,這一具有思想特質的根本問題一直處於嚴密的遮蔽狀態,是拒絕對話的,他把使用權向每一個用戶開放,而在使用權中,圖像的對話語言已經將邏輯或條件語句,改成命令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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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討論圖像時代人的生存問題無非是在使用權裡討論人和圖像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一關係並不誕生於人必然的需要,而是誕生於圖像技術自身發展設計出的需要。也就是說人對圖像技術的依賴不代表人自身智慧和覺悟的獨立進步,而是人(圖像使用者)陷入了圖像技術設計的圈套裡,不由自主地成了圖像技術開發商的同謀。這裡,我們終於發現隱藏在圖像技術背後的推手,資本或權力。圖像時代的本質不是圖像,圖像只是資本或權力現身的現象。圖像時代的本質是資本或權力以更低廉的成本實現俘獲更多客戶,壟斷市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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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尚針對機械複製時代對人主體的漠視和侵吞,表達的抗議就是放棄創造。他用複製來對抗一個複製的時代。杜尚的態度體現的是一種批判的抗辯,是對一個號稱“偉大的時代”的最深刻的譏諷和嘲弄。但見鬼的是,杜尚之後,很多藝術家把裝置僅僅當作某種形式來推崇,在裝置中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性,這些人成了裝置或技術的消費者(列夫·馬諾維奇號稱數據庫開發了人的想象力。人把計算機界面肉身化等。),成了技術開發商的同謀。藝術面對現實沒有建立起反思現實的對話關係,沒有建立起質疑和批判的語境,使得圖像技術語言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就此而言,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中始終都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技術的合理性的。他在第十二節裡主要討論了藝術作品的機械複製改變了大眾與藝術的關係,並著重指出以下幾種改變:第一,大眾與藝術的關係由保守(畢加索)變向進步關係(卓別林);第二進步的標誌在於突出了關照和體驗的快感與行家鑑賞取得了統一的關聯,這個關聯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標誌;第三,藝術的社會意義越是多的被減少(遊戲或唯美),觀眾的批判和享受態度也就是越是多的被瓦解了。(相對繪畫,電影攜帶了更多的社會性信息);第四,習俗的東西就是不帶批判性地被人享受的東西,而對真正創新的東西,人們則往往帶有反感地加以批判;第五,繪畫危機絕不是孤立地由照相攝影引起的,認識相對獨立於照相攝影,由藝術品對大眾化的需求引起的;第六,電影的欣賞帶動了觀眾的趣味,並對欣賞群體形成了組織召喚作用。本雅明看到了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就是“電影的革命功能之一,使照相的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合為一體。”

7

    自本雅明開始為技術的合法性辯護以來,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有了更強大的理論支撐,正如列夫·馬諾維奇在《新媒體的語言》中努力在理論上為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所作的探索一樣,來自海德格爾、梅洛·龐蒂等哲學家很早都在尋求技術參與更多的藝術創造的合理解釋。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對圖像語言的合法性予以質疑。問題是,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質疑圖像語言的合法性?如何通過哲學和思想建立對圖像裝置和技術的對話和批判?我們如何評估圖像技術對我們思維和習慣影響的深度和危害性?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對圖像技術語言保持警覺,對其存在的問題保持高度的敏感,而不是陷入到圖像裝置提供的使用的便捷之中,形成對其功能或方法的依賴。我們要通過質疑和批判,對圖像裝置語言形成內在的擾動和衝擊。(有時,這種抵抗的力量不是釋放給技術本身的,而是釋放給資本的擁有者,即開發商的。)
    西方思想認為事物進步的根本動力來自內部衝突形成的推動力,而中國思想認為是和合思想或者是不加懷疑的尊奉,所以,在中國人思想中存在根深蒂固的順從和膜拜習慣。在今天這樣一個千變萬化的時代,沒有什麼是持久的,我們也不可能固守一種思想和觀念不放,我們一方面在技術的壟斷中沒有多少選擇性,一方面,我們又要在潮流的裹挾中保持覺醒。質疑和批判幾乎是我們能叫醒自己必不可少的鬧鈴。在這裡我想提醒一下,以往我們認為技術是抹殺思想的,但是大家要認識到技術誕生於思想。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中,通過愛比米修斯神話說明人類先天存在缺陷,技術是人類彌補缺陷而獲得的性能。而思想就是對“缺陷存在”的覺知。按照斯蒂格勒的理論,技術不單純指某種方法和手段,乃至成果,也包括人的生命記憶和“身外之物”,當然也包括人思想的智慧和能力。歷史地看,人對工具的發明和使用是本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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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圖像語言最好的矯正就是書寫。人類發明了書寫,胡塞爾在死前意識到了書寫的重要性,儘管書寫某種程度上看也是一種技藝(斯蒂格勒語),但是代表了人類自己的理解。工具延長或增加了人體的構造和功能,使得人可以做得更快更好。但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對人類也有反噬作用。斯蒂格勒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採訪時回答:“大數據是完全自動化的數據分析,它產生自動化的、高速的理解系統,但這是基於機器的理解,而不是人類的理解。如果要讓大數據起到積極的作用,那應該是給人類留出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人類與技術如何更好地共存,也就是起減速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去催促人類快速決定。如果那樣,那人類是沒有未來的。”
    面對圖像裝置,我們把它理解為“第二自然或第二事實”都容易讓我們放棄對他合理性、合法性的質疑。儘管如數字技術,研發的前提也是建立對話系統,只是他們使用雙重語言。在後臺程序編程上,他們使用常人完全不懂的語言,所以,他們得以掩蓋他們的所有企圖,包括商業的野心。另一方面,他呈現的界面和內容又最大化縱容了人的弱點,傻瓜性是他們始終強調的,他們不需要我們明白為什麼,他要求我們必須如此。他們表面在討好我們,實際上在更加暴力地控制了我們。斯蒂格勒說:“現在,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者,傳統的自由主義者也都在試圖壓制政府,而讓市場佔統治。這是利潤的統治,把類似人工智能這樣強大的技術,置於市場的統治下,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今天反技術基本是不可能的了,我們需要的是和技術對話,我們改變自己接受的習慣,我們要求系統設計留出對話的空間和餘地。這一點做到了,技術就會尊重個性,滿足個性需要,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人。斯蒂格勒提醒我們:“當你移植了一個所謂的人工智能系統之後,其實你是創造了愚蠢,人工的愚蠢。”

9

    今天有一個詞很火,叫內卷,內卷的核心特質是陷入向內的收縮力,即自我的認同和自我的裹挾之中。圖像技術帶給人的內卷常常是無意識的。特別是面對圖像消費,人們很少像面對抽象問題,比如本質或真理時容易進入思辨之中。今天我們都太依賴感覺了,我們感覺快樂、舒服、好奇、好玩時是不考慮真偽問題的,在對圖像的消費中人自身由本能性的人退化成功能性的人。正如圖像將對世界的表達功能化一樣。拍照時我們使用手機,寫文章時我們使用電腦,走路時我們使用汽車或其它交通工具,人在對各種工具的使用中也正在工具化或功能化。人的這種退化不僅表現出和傳統自然的脫離,也表現在對人本質和靈魂的脫離。當然,有人試圖重構人類的生態,但事實上,這種重構是另一種裝置而已,人們不可能再次進入一個由原始性決定的生物鏈條循環之中,也不可能再完全依賴物理世界或自然提供能量和養分賴以為生的世界,人已經離不開虛擬的世界,已經離不開對人工能源的依賴。人也不能再像古人那樣為了遠離政治選擇歸隱,即一個人完全脫離手機或互聯網而存在。手機正在成為人身份和社會器官的一部分,包括作為個人身份(號碼的實名制)、行動軌跡(定位和界面交互痕跡)、社會活動(社交平臺)、學習(資料庫或網課)、個人興趣和愛好(瀏覽的傾向性)、資本管理、工作處理等等內容,手機已經深深地嵌入到我們的身體和生活之中,無法脫離。同時,如果誰真的做到了拒絕手機或拒絕智能手機,他也不會像古人那樣成為人類生存羨慕的典範,而是因為顯在自明的落後,被人們視為迂腐。
    儘管如此,我們對技術、裝置、圖像語言的接受並不意味著先進的東西都是好的,至少這一切並不保證人類的未來是有把握的,是有前途的,相反,他的危機性越來越強,也越來越不可調控。這就是斯蒂格勒提醒我們的要警惕技術的影響力,圖像技術不是個壞東西,取決於我們能夠有效駕馭圖像技術;圖像技術是可怕的,則意味著我們已經完全陷入對圖像技術的依賴中,喪失了自我。所以我們需要思想,需要詩歌,需要書寫,以此對抗圖像和技術對人的擺架。思想的目的不一定要創造意義,而是創造對話的機會,通過質疑,用不同的視角和思維打亂一種裝置的進程,在一個看似高級和完美的系統內製造爭執,以此來減緩機器處理問題的速度,降低機器對人的操控和指令,給人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興趣判別選擇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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